第600章 永不落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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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姐姐，我的好姐姐……”
一个幽怨的声音，从刘倩的身前传来。
那声音不是从外面传来的，不是从某个方向飘过来的，而是直接在她脑子里响起来的。像是有人在她的头骨内侧，用一根细细的针，一笔一划地刻出了这几个字。那声音是轻的，是柔的，是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、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的、又像是就在耳边的、让人分不清远近的那种质感。那声音里没有恨，没有怒，没有怨，只有一种比这些都更深的东西——那是一种被背叛之后，连恨都懒得恨了的、彻底的、冰冷的、空洞的平静。
刘倩僵硬地转过头。
她的脖子像是生了锈，转动的时候能感觉到肌肉在拉扯，关节在摩擦，每一寸的移动都伴随着细微的、像是砂纸摩擦金属的声音。不是真的听到了声音，是她在自己的骨头里感觉到了那个声音，那种干涩的、艰涩的、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卡住了的阻力。
她看向那张破旧的木桌。
那个坐在椅子上，原本痴傻如木偶的张浩，此刻，正缓缓地抬起头。
他的动作很慢，慢得像是一帧一帧播放的慢动作。先是下巴，从胸口的位置抬起来，露出那张苍白的、没有血色的脸。然后是眼睛，那双之前空洞的、没有焦点的、像是两口枯井一样的眼睛，此刻，有了东西。不是光，不是神采，不是刘倩以为会看到的任何属于“张浩”的东西。那是一种她从来没有在张浩脸上见过的表情——那是“苏文卿”的表情。虚伪的，懦弱的，带着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、像是面具一样的微笑。那个微笑不是张浩的，张浩不会这样笑。张浩的笑是局促的，是不自信的，是一个常年被甲方毙稿、被生活压得抬不起头的三流编剧，在勉强维持体面时挤出来的那种笑。但这个笑不是。这个笑是“苏文卿”的，是那个在假山后面与李月华幽会、在书房里密谋杀妻、在深夜里把尸体扔进井里的男人，在事成之后，对着镜子练习了无数遍的那种笑。虚伪的，懦弱的，带着一种“我没办法，我也是被逼的”的自我开脱。
他的脸上，带着“苏文卿”式的、虚伪而懦弱的微笑。
他伸出手，端起了桌上的瓦罐。
那只瓦罐，就是之前放在桌子上的那只。矮矮胖胖的，有一个短短的把手，罐口盖着一个倒扣的小碗。他先把小碗拿开，放在一边，那动作很轻，很稳，像是在做一件很平常的事。然后他端起瓦罐，微微倾斜，将里面黑褐色的液体，缓缓地，倒进那两只空碗里。
他的动作，机械而精准。
不是那种笨拙的、小心翼翼的、怕洒出来的那种倒法，而是一种熟练的、行云流水的、像是在过去的某个时空里做过无数次的那种倒法。瓦罐倾斜的角度，液体流出的速度，碗里液面上升的高度——每一个细节都恰到好处，分毫不差。
与剧本中的描写，分毫不差。
剧本里写的是——“苏文卿端起瓦罐，为两只空碗倒满汤药”。剧本是张浩写的，写剧本的时候他以为那是创作，是想象，是一个编剧的日常工作。他不知道，那不是创作，那是记忆。不是他在写苏文卿，是苏文卿在通过他的手，写他自己。
现在苏文卿来了。
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，用张浩的身体，端起那罐他一百年前就端过的毒药，倒进那两只他一百年前就倒过的碗里。一样的分量，一样的颜色，一样的味道。一百年前，这碗药是为林婉儿准备的。一百年后，它还是为林婉儿准备的，只是喝药的人，换了一个。
而在这古宅洞房的正中央，一个穿着大红嫁衣的身影，正由虚转实，缓缓凝聚。
她不是突然出现的，不是像灯亮了一样“啪”地一下就站在那里的。她是慢慢来的，像是从另一个世界，一步一步地，走进来的。先是轮廓——大致的形状，人的形状，嫁衣的形状。然后是颜色——那红色，从淡到浓，从浅到深，像是一滴墨水滴进了水里，慢慢地晕开，慢慢地变浓。然后是细节——嫁衣上的绣纹，凤穿牡丹，金线银线，在古宅昏黄的光线里一闪一闪的。头上的凤冠，珠翠摇曳，发出细微的、像是风吹过风铃的声音。脸上的五官，从模糊变得清晰——
她的容貌，从模糊变得清晰，正是林婉儿那张苍白而美丽的脸。
那张脸，刘倩见过。一百年前，她每天都能见到。在那间闺房里，在那面镜子前，在那条走廊上，在那片梅林里。她见过她笑，见过她哭，见过她害羞地低下头，见过她兴奋地拉着自己的手跑过那条长长的回廊。她见过她最幸福的样子——穿着那件嫁衣，对着镜子，回头问“月华姐，好看吗”。她也见过她最痛苦的样子——七窍流血，倒在地上，那双眼睛里的光一点一点地熄灭，最后只剩下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。
现在她又看到了那张脸。不是隔着记忆，不是隔着梦，不是隔着那层她以为永远过不去的、生与死的界限。就是在这里，就在她面前，就在不到三步远的地方。那张脸是苍白的，白得像是从来没有被阳光晒过，像是埋在地底下太久太久了。但那种白不是病态的，不是那种让人看了觉得不舒服的白，而是一种更深的、更沉的、像是上好的羊脂白玉在灯光下透出的那种温润的白。那种白里没有血色，没有温度，但它不丑。它甚至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，一种不属于活人的、只有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很久很久的东西才会有的那种美。
她的七窍，挂着早已干涸的血痕。
眼角两道，鼻下两道，嘴角两道，耳道里也有。那些血痕不是鲜红的，是暗红色的，近乎黑色，像是干涸了很久很久的血迹。它们挂在她的脸上，不像是伤口，更像是某种标记，某种烙印，某种永远洗不掉的、提醒她自己是怎么死的、是谁害的、为什么不能瞑目的印记。
她的眼神，没有怨毒。
那双眼睛是黑色的，很黑，很深，像是两口看不到底的井。那里面没有刘倩以为会看到的愤怒，没有恨意，没有那种“我要你血债血偿”的激烈。那里面只有一种东西——死寂的、永恒的哀伤。那种哀伤不是短暂的，不是那种今天难过明天就好了的、时间可以治愈的东西。那种哀伤是永恒的，是刻在骨头里的，是浸在血液里的，是化在那件大红嫁衣的每一根丝线里的。它不会消失，不会淡去，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忏悔、道歉、哭泣而改变。它就那样存在着，安静的，持续的，像是一口永远不会干涸的井，井水是凉的，深的，看不到底的。
“不……婉儿……我错了！我真的错了！”
在血嫁衣现身的瞬间，刘倩所有的伪装和防备彻底崩溃。
她哭喊着跪倒在地。那一声“噗通”，膝盖撞在古宅的青砖地面上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响。那响声在空荡荡的宅子里回荡了一下，然后被那些古老的木梁和墙壁吸收了。她跪在那里，双手撑在地上，手指抓着青砖的缝隙，指甲里嵌进了泥土。她的身体在剧烈地颤抖，那抖是从骨头里往外渗的，从脊椎开始，往肩膀蔓延，往手臂蔓延，往手指蔓延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她体内挣扎，想要出来，又出不来。
她疯狂地磕头。额头撞在青砖上，一下，又一下，又一下。那声音不响，但很实，像是有人在用一块石头敲一面墙。第一下，额头只是红了。第二下，额头破了一点皮，渗出一丝血。第三下，那丝血顺着鼻梁往下淌，和眼泪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是血哪是泪。
“我错了……我错了……我真的错了……”她反复说着这句话，声音是破碎的，沙哑的，像是有人在用一把钝刀割一块布，割不开，但一直在割。她的声音里没有表演，没有技巧，没有任何一个演员在说台词时的那种控制。那是真实的，是一个人在面对自己欠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那笔债时，终于承认自己还不起了的那种崩溃。
血嫁衣没有理会她的忏悔。
她只是伸出苍白的手，指向那碗毒药，又指向了刘倩。
那只手很白，白得透明，能看到底下细细的青色血管。手指修长，指甲是淡粉色的，修剪得很整齐。那只手，一百年前，曾经把一碗温热的汤药递给刘倩，说“姐姐，你尝尝，这是我新配的方子”。一百年前，那只手是温暖的，是有力气的，是指尖带着梅花香气的。现在，它伸出来，指向那碗黑褐色的液体，又指向跪在地上的人。
该喝药了。
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的声音，回荡在整座宅子里。那声音不是从血嫁衣的嘴里发出来的，不是从任何一个人的嘴里发出来的。它像是从这座宅子本身的木头里、砖缝里、地底下渗出来的，像是这座宅子在替它的主人说话。那声音没有情绪，没有起伏，没有抑扬顿挫，只是平静地、确定地、像在陈述一个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一样，说出了那四个字。
“不！我不要！”
刘倩拼命摇头。她的头摇得像拨浪鼓，头发散了，几缕发丝黏在满是泪水和血迹的脸上。她的身体往后缩，想要站起来，想要跑，但她的腿不听使唤了，膝盖像是被人钉在了地上，怎么都抬不起来。
“这可由不得你。”
杜康的声音冷冷响起。那声音从她身后传来，不疾不徐，不高不低，像是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。但他的声音里有一样东西——确定。他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他知道结局是什么。他不需要威胁，不需要恐吓，不需要提高音量。他只是站在那里，用那种平静的、笃定的、像是在念一份已经写好了的判决书的语气，说出了那句话。
“剧本，是你们写的。戏，是你们演的。现在，不过是让你们，把这最后一幕，永远地演下去而已。”
话音未落——
一股无形的力量，扼住了刘倩的身体。
不是手，不是绳子，不是任何有形的、可以看到的东西。那是一股力量，从四面八方涌来，从她脚下的地面，从她身后的墙壁，从她头顶的房梁，从那些古老的木头的每一个缝隙里涌出来，汇聚到她身上，像是无数只看不见的手，同时抓住了她的肩膀、手臂、腰、腿。
她被强行拖拽到桌前。
她的身体不是自己走过去的，是被那股力量推过去的。她的脚在地上拖着，高跟鞋的鞋跟在青砖上划出刺耳的声音，一下一下的，像是有人在用指甲刮黑板。她的身体被按在那张折叠椅上，椅子是冰凉的，铁的，坐上去的一瞬间，那股凉意从屁股一直窜到头顶。
她被强行端起了那碗“毒药”。
不是她自己的手端的。她的手指是被那股力量掰开的，一根一根地，像是有人在把她的手指从拳头里掰出来。先是拇指，然后是食指，然后是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。五根手指被一根一根地掰开，然后合拢，握住那只粗陶碗。碗壁是粗糙的，釉面有一些细小的凸起，摸上去像是某种说不清楚的东西。碗里的液体是温的，不烫，不凉，刚好是体温的温度，像是它早就知道会有人来喝，所以一直保持着这个温度在等。
对面的“苏文卿”（张浩），也同样端起了另一碗。
他的动作和她一样机械，一样僵硬，一样不像是自己的意志。他端着那碗药，脸上带着那个虚伪的、懦弱的微笑，像是在说“我也没办法，我也是被逼的”。他把碗端到嘴边，碗沿抵着下唇，那黑褐色的液体在碗里微微晃动，反射着古宅里那些忽明忽暗的光。
他们成了提线木偶。
脸上的表情不是自己的，手上的动作不是自己的，连坐在那里、端着那碗药、准备喝下去的姿势都不是自己的。他们是提线木偶，线握在身后那个穿着大红嫁衣的人手里。她动一下，他们就动一下。她要他们喝，他们就喝。她不要他们停，他们就永远不能停。
姐姐，请。
文卿，共饮此杯。
那两个声音同时响起，一个来自她对面那个男人，一个来自她身后那个看不见的地方。两个声音都平静得可怕，没有情绪，没有温度，像是在念一份已经念了无数遍的、永远不会念完的台词。
在他们身后，血嫁衣的身影，如同一个冷漠的导演，永远地注视着这一幕。
她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嫁衣的裙摆铺在地上，像一摊凝固的血。她的手垂在身侧，指尖微微朝下。她的头微微低着，像是在俯视，又像是在默哀。她的眼睛，始终看着那两个人，看着他们端着碗，看着他们低下头，看着他们把碗沿凑近嘴唇。
她不要他们死。
死，太便宜他们了。
死是一瞬间的事。死了就结束了，就没有了，就什么都不剩了。她不要结束。她不要他们消失。她要他们活着——以某种方式，永远地活着，活在这座古宅里，活在这出戏里，活在这碗毒药里。
她要他们的灵魂，永远地被禁锢在这罪孽发生的一刻，日复一日，永不停歇地，重复着这场背叛与谋杀的戏码。
喝下毒药。感受那苦涩的液体从喉咙滑下去，感受胃里的灼烧，感受四肢的麻痹，感受视野的模糊，感受生命从身体里一点一点地流失。七窍流血。感受那温热的液体从眼角、从鼻孔、从嘴角、从耳道里渗出来，感受它在脸上慢慢地淌，感受嫁衣的领口被浸湿，感受那红色和嫁衣的红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是衣哪是血。
感受死亡的痛苦。
然后醒来。
发现自己还坐在这张椅子上，面前还是那碗药，对面还是那个人，身后还是那个影子。倒满，端起，凑到嘴边，喝下。然后再来一次。然后再来一次。然后再来一次。
直到世界的尽头。
从此，每一个午夜，当这家便利店打烊之后。当那盏“营业中”的灯牌熄灭，当那扇玻璃门被锁上，当最后一个顾客的脚步声消失在街道尽头——在这个城市最安静的时刻，在这家看似普通的便利店的深处，会准时上演一出无人观看的戏剧。
没有观众。没有掌声。没有喝彩。
只有两个罪孽深重的灵魂，对着一个永恒的怨灵，一遍又一遍地，饮下那碗，他们亲手为别人，也为自己调制的毒药。
永不落幕。
“姐姐，我的好姐姐……”
一个幽怨的声音，从刘倩的身前传来。
那声音不是从外面传来的，不是从某个方向飘过来的，而是直接在她脑子里响起来的。像是有人在她的头骨内侧，用一根细细的针，一笔一划地刻出了这几个字。那声音是轻的，是柔的，是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、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的、又像是就在耳边的、让人分不清远近的那种质感。那声音里没有恨，没有怒，没有怨，只有一种比这些都更深的东西——那是一种被背叛之后，连恨都懒得恨了的、彻底的、冰冷的、空洞的平静。
刘倩僵硬地转过头。
她的脖子像是生了锈，转动的时候能感觉到肌肉在拉扯，关节在摩擦，每一寸的移动都伴随着细微的、像是砂纸摩擦金属的声音。不是真的听到了声音，是她在自己的骨头里感觉到了那个声音，那种干涩的、艰涩的、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卡住了的阻力。
她看向那张破旧的木桌。
那个坐在椅子上，原本痴傻如木偶的张浩，此刻，正缓缓地抬起头。
他的动作很慢，慢得像是一帧一帧播放的慢动作。先是下巴，从胸口的位置抬起来，露出那张苍白的、没有血色的脸。然后是眼睛，那双之前空洞的、没有焦点的、像是两口枯井一样的眼睛，此刻，有了东西。不是光，不是神采，不是刘倩以为会看到的任何属于“张浩”的东西。那是一种她从来没有在张浩脸上见过的表情——那是“苏文卿”的表情。虚伪的，懦弱的，带着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、像是面具一样的微笑。那个微笑不是张浩的，张浩不会这样笑。张浩的笑是局促的，是不自信的，是一个常年被甲方毙稿、被生活压得抬不起头的三流编剧，在勉强维持体面时挤出来的那种笑。但这个笑不是。这个笑是“苏文卿”的，是那个在假山后面与李月华幽会、在书房里密谋杀妻、在深夜里把尸体扔进井里的男人，在事成之后，对着镜子练习了无数遍的那种笑。虚伪的，懦弱的，带着一种“我没办法，我也是被逼的”的自我开脱。
他的脸上，带着“苏文卿”式的、虚伪而懦弱的微笑。
他伸出手，端起了桌上的瓦罐。
那只瓦罐，就是之前放在桌子上的那只。矮矮胖胖的，有一个短短的把手，罐口盖着一个倒扣的小碗。他先把小碗拿开，放在一边，那动作很轻，很稳，像是在做一件很平常的事。然后他端起瓦罐，微微倾斜，将里面黑褐色的液体，缓缓地，倒进那两只空碗里。
他的动作，机械而精准。
不是那种笨拙的、小心翼翼的、怕洒出来的那种倒法，而是一种熟练的、行云流水的、像是在过去的某个时空里做过无数次的那种倒法。瓦罐倾斜的角度，液体流出的速度，碗里液面上升的高度——每一个细节都恰到好处，分毫不差。
与剧本中的描写，分毫不差。
剧本里写的是——“苏文卿端起瓦罐，为两只空碗倒满汤药”。剧本是张浩写的，写剧本的时候他以为那是创作，是想象，是一个编剧的日常工作。他不知道，那不是创作，那是记忆。不是他在写苏文卿，是苏文卿在通过他的手，写他自己。
现在苏文卿来了。
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，用张浩的身体，端起那罐他一百年前就端过的毒药，倒进那两只他一百年前就倒过的碗里。一样的分量，一样的颜色，一样的味道。一百年前，这碗药是为林婉儿准备的。一百年后，它还是为林婉儿准备的，只是喝药的人，换了一个。
而在这古宅洞房的正中央，一个穿着大红嫁衣的身影，正由虚转实，缓缓凝聚。
她不是突然出现的，不是像灯亮了一样“啪”地一下就站在那里的。她是慢慢来的，像是从另一个世界，一步一步地，走进来的。先是轮廓——大致的形状，人的形状，嫁衣的形状。然后是颜色——那红色，从淡到浓，从浅到深，像是一滴墨水滴进了水里，慢慢地晕开，慢慢地变浓。然后是细节——嫁衣上的绣纹，凤穿牡丹，金线银线，在古宅昏黄的光线里一闪一闪的。头上的凤冠，珠翠摇曳，发出细微的、像是风吹过风铃的声音。脸上的五官，从模糊变得清晰——
她的容貌，从模糊变得清晰，正是林婉儿那张苍白而美丽的脸。
那张脸，刘倩见过。一百年前，她每天都能见到。在那间闺房里，在那面镜子前，在那条走廊上，在那片梅林里。她见过她笑，见过她哭，见过她害羞地低下头，见过她兴奋地拉着自己的手跑过那条长长的回廊。她见过她最幸福的样子——穿着那件嫁衣，对着镜子，回头问“月华姐，好看吗”。她也见过她最痛苦的样子——七窍流血，倒在地上，那双眼睛里的光一点一点地熄灭，最后只剩下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。
现在她又看到了那张脸。不是隔着记忆，不是隔着梦，不是隔着那层她以为永远过不去的、生与死的界限。就是在这里，就在她面前，就在不到三步远的地方。那张脸是苍白的，白得像是从来没有被阳光晒过，像是埋在地底下太久太久了。但那种白不是病态的，不是那种让人看了觉得不舒服的白，而是一种更深的、更沉的、像是上好的羊脂白玉在灯光下透出的那种温润的白。那种白里没有血色，没有温度，但它不丑。它甚至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，一种不属于活人的、只有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很久很久的东西才会有的那种美。
她的七窍，挂着早已干涸的血痕。
眼角两道，鼻下两道，嘴角两道，耳道里也有。那些血痕不是鲜红的，是暗红色的，近乎黑色，像是干涸了很久很久的血迹。它们挂在她的脸上，不像是伤口，更像是某种标记，某种烙印，某种永远洗不掉的、提醒她自己是怎么死的、是谁害的、为什么不能瞑目的印记。
她的眼神，没有怨毒。
那双眼睛是黑色的，很黑，很深，像是两口看不到底的井。那里面没有刘倩以为会看到的愤怒，没有恨意，没有那种“我要你血债血偿”的激烈。那里面只有一种东西——死寂的、永恒的哀伤。那种哀伤不是短暂的，不是那种今天难过明天就好了的、时间可以治愈的东西。那种哀伤是永恒的，是刻在骨头里的，是浸在血液里的，是化在那件大红嫁衣的每一根丝线里的。它不会消失，不会淡去，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忏悔、道歉、哭泣而改变。它就那样存在着，安静的，持续的，像是一口永远不会干涸的井，井水是凉的，深的，看不到底的。
“不……婉儿……我错了！我真的错了！”
在血嫁衣现身的瞬间，刘倩所有的伪装和防备彻底崩溃。
她哭喊着跪倒在地。那一声“噗通”，膝盖撞在古宅的青砖地面上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响。那响声在空荡荡的宅子里回荡了一下，然后被那些古老的木梁和墙壁吸收了。她跪在那里，双手撑在地上，手指抓着青砖的缝隙，指甲里嵌进了泥土。她的身体在剧烈地颤抖，那抖是从骨头里往外渗的，从脊椎开始，往肩膀蔓延，往手臂蔓延，往手指蔓延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她体内挣扎，想要出来，又出不来。
她疯狂地磕头。额头撞在青砖上，一下，又一下，又一下。那声音不响，但很实，像是有人在用一块石头敲一面墙。第一下，额头只是红了。第二下，额头破了一点皮，渗出一丝血。第三下，那丝血顺着鼻梁往下淌，和眼泪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是血哪是泪。
“我错了……我错了……我真的错了……”她反复说着这句话，声音是破碎的，沙哑的，像是有人在用一把钝刀割一块布，割不开，但一直在割。她的声音里没有表演，没有技巧，没有任何一个演员在说台词时的那种控制。那是真实的，是一个人在面对自己欠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那笔债时，终于承认自己还不起了的那种崩溃。
血嫁衣没有理会她的忏悔。
她只是伸出苍白的手，指向那碗毒药，又指向了刘倩。
那只手很白，白得透明，能看到底下细细的青色血管。手指修长，指甲是淡粉色的，修剪得很整齐。那只手，一百年前，曾经把一碗温热的汤药递给刘倩，说“姐姐，你尝尝，这是我新配的方子”。一百年前，那只手是温暖的，是有力气的，是指尖带着梅花香气的。现在，它伸出来，指向那碗黑褐色的液体，又指向跪在地上的人。
该喝药了。
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的声音，回荡在整座宅子里。那声音不是从血嫁衣的嘴里发出来的，不是从任何一个人的嘴里发出来的。它像是从这座宅子本身的木头里、砖缝里、地底下渗出来的，像是这座宅子在替它的主人说话。那声音没有情绪，没有起伏，没有抑扬顿挫，只是平静地、确定地、像在陈述一个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一样，说出了那四个字。
“不！我不要！”
刘倩拼命摇头。她的头摇得像拨浪鼓，头发散了，几缕发丝黏在满是泪水和血迹的脸上。她的身体往后缩，想要站起来，想要跑，但她的腿不听使唤了，膝盖像是被人钉在了地上，怎么都抬不起来。
“这可由不得你。”
杜康的声音冷冷响起。那声音从她身后传来，不疾不徐，不高不低，像是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。但他的声音里有一样东西——确定。他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他知道结局是什么。他不需要威胁，不需要恐吓，不需要提高音量。他只是站在那里，用那种平静的、笃定的、像是在念一份已经写好了的判决书的语气，说出了那句话。
“剧本，是你们写的。戏，是你们演的。现在，不过是让你们，把这最后一幕，永远地演下去而已。”
话音未落——
一股无形的力量，扼住了刘倩的身体。
不是手，不是绳子，不是任何有形的、可以看到的东西。那是一股力量，从四面八方涌来，从她脚下的地面，从她身后的墙壁，从她头顶的房梁，从那些古老的木头的每一个缝隙里涌出来，汇聚到她身上，像是无数只看不见的手，同时抓住了她的肩膀、手臂、腰、腿。
她被强行拖拽到桌前。
她的身体不是自己走过去的，是被那股力量推过去的。她的脚在地上拖着，高跟鞋的鞋跟在青砖上划出刺耳的声音，一下一下的，像是有人在用指甲刮黑板。她的身体被按在那张折叠椅上，椅子是冰凉的，铁的，坐上去的一瞬间，那股凉意从屁股一直窜到头顶。
她被强行端起了那碗“毒药”。
不是她自己的手端的。她的手指是被那股力量掰开的，一根一根地，像是有人在把她的手指从拳头里掰出来。先是拇指，然后是食指，然后是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。五根手指被一根一根地掰开，然后合拢，握住那只粗陶碗。碗壁是粗糙的，釉面有一些细小的凸起，摸上去像是某种说不清楚的东西。碗里的液体是温的，不烫，不凉，刚好是体温的温度，像是它早就知道会有人来喝，所以一直保持着这个温度在等。
对面的“苏文卿”（张浩），也同样端起了另一碗。
他的动作和她一样机械，一样僵硬，一样不像是自己的意志。他端着那碗药，脸上带着那个虚伪的、懦弱的微笑，像是在说“我也没办法，我也是被逼的”。他把碗端到嘴边，碗沿抵着下唇，那黑褐色的液体在碗里微微晃动，反射着古宅里那些忽明忽暗的光。
他们成了提线木偶。
脸上的表情不是自己的，手上的动作不是自己的，连坐在那里、端着那碗药、准备喝下去的姿势都不是自己的。他们是提线木偶，线握在身后那个穿着大红嫁衣的人手里。她动一下，他们就动一下。她要他们喝，他们就喝。她不要他们停，他们就永远不能停。
姐姐，请。
文卿，共饮此杯。
那两个声音同时响起，一个来自她对面那个男人，一个来自她身后那个看不见的地方。两个声音都平静得可怕，没有情绪，没有温度，像是在念一份已经念了无数遍的、永远不会念完的台词。
在他们身后，血嫁衣的身影，如同一个冷漠的导演，永远地注视着这一幕。
她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嫁衣的裙摆铺在地上，像一摊凝固的血。她的手垂在身侧，指尖微微朝下。她的头微微低着，像是在俯视，又像是在默哀。她的眼睛，始终看着那两个人，看着他们端着碗，看着他们低下头，看着他们把碗沿凑近嘴唇。
她不要他们死。
死，太便宜他们了。
死是一瞬间的事。死了就结束了，就没有了，就什么都不剩了。她不要结束。她不要他们消失。她要他们活着——以某种方式，永远地活着，活在这座古宅里，活在这出戏里，活在这碗毒药里。
她要他们的灵魂，永远地被禁锢在这罪孽发生的一刻，日复一日，永不停歇地，重复着这场背叛与谋杀的戏码。
喝下毒药。感受那苦涩的液体从喉咙滑下去，感受胃里的灼烧，感受四肢的麻痹，感受视野的模糊，感受生命从身体里一点一点地流失。七窍流血。感受那温热的液体从眼角、从鼻孔、从嘴角、从耳道里渗出来，感受它在脸上慢慢地淌，感受嫁衣的领口被浸湿，感受那红色和嫁衣的红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是衣哪是血。
感受死亡的痛苦。
然后醒来。
发现自己还坐在这张椅子上，面前还是那碗药，对面还是那个人，身后还是那个影子。倒满，端起，凑到嘴边，喝下。然后再来一次。然后再来一次。然后再来一次。
直到世界的尽头。
从此，每一个午夜，当这家便利店打烊之后。当那盏“营业中”的灯牌熄灭，当那扇玻璃门被锁上，当最后一个顾客的脚步声消失在街道尽头——在这个城市最安静的时刻，在这家看似普通的便利店的深处，会准时上演一出无人观看的戏剧。
没有观众。没有掌声。没有喝彩。
只有两个罪孽深重的灵魂，对着一个永恒的怨灵，一遍又一遍地，饮下那碗，他们亲手为别人，也为自己调制的毒药。
永不落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