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262章 哈佛同学马上过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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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赫曼把三份摘要整整齐齐叠好，放回牛皮纸文件袋里。
手指在文件袋上轻轻按了按，好像在确认里面的东西还在。
窗外压路机的闷响从地基南角传过来。老陈正指挥工人补填最后一批级配碎石。老刘叔数钢筋的声音隐隐约约飘进来，数到三百多了还在数，中间打了个喷嚏，又重新从第三百根开始数。
拉赫曼拿起手机，翻到一个很久没拨过的号码。
屏幕上显示的名字是“布莱恩·汤普森”——哈佛医学院分子遗传学教授。
拉赫曼在牛津做访问学者时的同窗，当年两人挤在实验室里跑pcR，半夜吃冷披萨喝咖啡，一起骂审稿人有眼无珠。
后来布莱恩留在哈佛一路升到终身教授，拉赫曼回了卡拉奇。两人每年圣诞互发邮件，但已经好几年没通过电话了。
电话响了很久，拉赫曼几乎以为要转语音信箱了。
那边突然接起来，背景音里有机场广播和行李箱滚轮的声音，一个女声正在用英语播报飞往波士顿的航班开始登机。
“拉赫曼？上帝，你那边现在是几点？我正要登机去波士顿。你知道我上次收到你邮件是什么时候吗？去年圣诞节。你发了一张在南太平洋工地上戴着安全帽的照片，我问你是不是转行当包工头了。你说差不多。现在包工头干得怎么样？学会开挖掘机了吗？”
“会开压路机。不会开挖掘机。”
“所以你找我什么事？我马上要登机了，飞波士顿开一个学术会议。你最好长话短说。是不是要找我借钱？我跟你说，哈佛的工资看着高，扣完税交完房贷再付完我女儿的学费，剩下的只够买咖啡。”
“布莱恩。你现在打开邮箱，看我发给你的东西。”
“现在？我马上要登机了，什么东西这么急？你不会又给我发工地照片吧？上次那张照片我给我女儿看了，她说这个包工头还挺帅，她还问我你是不是真的在南太平洋挖矿。”
“不是工地照片，你打开。”
话筒那边传来布莱恩一边翻包找平板一边抱怨的声音，拉链声、纸张翻动声、机场广播声混在一起。
“好吧好吧，我打开了……等等，这什么？造血干细胞基因修复？端粒酶缺陷综合征？你从哪里搞来的？等一下，我先看完……别挂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。
机场广播的声音还在继续，登机口最后一轮催促登机的铃声响了又停。
布莱恩没有说话，只有手指在平板上快速划过的声音，一页接一页。
安静持续了大约十分钟。
然后布莱恩的声音变了。不是刚才那种带着调侃的老同学语气，是哈佛医学院教授在评审国际顶尖期刊论文时才会用的语气——压低、加快、每个单词都咬得很清楚。
“拉赫曼。这东西你从哪来的？样本量很可观，长期随访数据很完整，安全性数据非常干净。不，不是干净，是完美，不良事件发生率零，重不良事件发生率也是零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这不是某个大学实验室能拿到的数据，也不是某个药厂能拿到的。基因编辑治疗的脱靶率是全世界所有实验室共同的天花板。哈佛的church团队被脱靶困住了至少五年，剑桥的bradley团队同期也没突破，我的实验室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砸了快十年。”
“你们的进展呢？”
“还在二期临床。你们这篇摘要里的编辑精度已经达到了碱基级别——连一个碱基的脱靶都没有。这不是论文，是圣经。是谁做的？哪个机构资助的？拉赫曼，你跟我说实话。”
“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“不能告诉你？你打电话给我就是给我看这个，然后说不能告诉你？你知道这上面的研究一旦公开意味着什么吗？诺贝尔奖直接颁奖——连评审都不用，全球基因治疗市场重新洗牌。Nature和Science的封面直接预定，接下来十年的医学教科书都要重写，你现在跟我说不能告诉你？”
“不能。因为技术来源要求保密。我能告诉你的是——这些技术已经在临床应用了。不是论文，不是实验室数据，是已经治好几百个病人的成熟治疗方案。”
布莱恩又沉默了。
背景音里传来空乘人员催他登机的声音，他用极其礼貌又极其冰冷的语气回了一句“稍等”。
那个空乘大概从没被乘客这么冷过，脚步声快速退开了。
“技术已经在临床应用了？你是说我在哈佛实验室里苦苦钻研了十年没能攻克的难题，别人已经做完了，而且在真实病人身上用得很好，安全又有效？我比你早发了几十篇论文，比你多拿了几千万美元经费，带了好几十个博士。现在你蹲在南太平洋一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荒岛上，戴个安全帽，给我看这个？”
“对。”
“拉赫曼，告诉我，你那个荒岛在哪里。”
“南岛国，南太平洋，黎明大学，我是校长。”
“校长？你不是包工头？”
“兼包工头。主教学楼的地基是我蹲在旁边看着挖的。你坐飞机到南岛国主岛，转渡轮到希望岛，码头下来走一段就到。到时候给你一顶安全帽，你来的时候最好穿旧一点的鞋，工地上泥多，踩一脚不好洗。我在牛津跟你同窗的时候，你那双皮鞋踩了实验室的试剂都要擦半天。”
“我不在乎泥。，我在乎的是这篇摘要里写的——免疫衰老标志物逆转率这么高，在我的知识范围内是目前所有公开研究中最顶级的水平。端粒长度恢复到同龄健康人群正常范围——这个结果如果可重复，意味着什么你清楚吗？”
“你说。”
“意味着所有跟衰老相关的慢性病——心血管、神经退行、免疫功能衰退——都可以通过这套方案推迟甚至逆转。这不是在治疗某一种病，是在改写人类寿命的时钟。你现在要我在电话里冷静？我现在就在波士顿国际机场，像个疯子一样对着电话喊。刚才那个空乘又来了，我对她说等一下，她不敢催我了——她大概以为我接到了死亡威胁。”
“布莱恩，我记得你上次在Nature medicine上发了一篇论文，讲的是端粒延长技术在早衰小鼠模型里的应用，引用率很高。”
“那篇论文？我的博士后做了好几年，牺牲了好几十只小鼠，才把端粒平均长度拉回了那么一点点。就那么一点点，Nature medicine直接给了封面，现在你给我看的这个东西——在真实病人身上，把端粒长度恢复到了健康同龄人水平，而且安全数据近乎完美。我的那篇论文跟这篇比，相当于一个刚学会用打火机的原始人，在参观Spacex的火箭发射。”
拉赫曼没有说话。
“你让我来，我得亲眼看看这些东西，你得给我留个位置。”
“你想来？”
“你把你那个荒岛的定位发给我！我马上订机票！我这边会议不参加了——什么狗屁会议，跟这个比都是浪费时间。我必须亲眼看到这些资料的原件，我知道你不能告诉我技术来源，我也不问。但你得给我一个位置——副院长、系主任、客座教授，哪怕是实验室里的博士后我也干，只要能让我碰这些数据。”
“你确定？”
“我刚才又看了一遍第三篇摘要——肿瘤新抗原特异性tcR-t细胞治疗复发难治性实体瘤，客观缓解率居然能达到这么高，我手上现在就有一个肝癌病人，所有化疗靶向免疫都试过了，全失败了。如果能让我回去告诉他——教授帮不了你了，但南太平洋有个岛可以——你等着，等我过去。”
“你飞过来要多久？”
“从波士顿飞斐济转机，大概一天多。你发定位给我，我现在就改签。我在哈佛干了二十年，从来没对一个地方这么急切过。当年斯坦福挖我，开出的条件比哈佛高一截——独立实验室、终身教职、科研经费翻倍，我当时也没这么急切。”
“现在呢？”
“现在你连工资待遇都没跟我说，我已经在查机票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你手里有全世界搞基因治疗的科学家最想要的东西。不是钱，不是职称，是数据。是别人拿了上千万经费做了好几年都拿不到的数据。”
“布莱恩，黎明大学医学院还在筹建阶段，主教学楼还没封顶，医学院大楼连地基都没打。你来的时候只能住集装箱宿舍，蚊子多，食堂的红薯干很硬，嚼得腮帮子酸，而且工资比不上哈佛。”
“但是？”
“但是你可以第一个碰那些数据——不是看摘要，是看原件。第二个是我。”
布莱恩那边传来手指敲键盘的声音。很快，机票改签成功的提示音响了。
“我现在就改签机票，集装箱宿舍没问题，蚊子多我自带蚊帐，红薯干再硬我泡水吃。你把定位发给我。”
拉赫曼挂了电话，把南岛国的定位发了过去。
手机屏幕暗下来，映出他自己那张被海风吹得黝黑的脸。他把手机放在牛皮纸文件袋旁边，摘下安全帽，用袖口擦了擦额头上的汗。
窗外的海风灌进来，把墙上那张校区规划效果图吹得哗哗响。效果图上医学院大楼的位置还是一片空白，只用虚线框了个轮廓。
拉赫曼拿起笔，在虚线框里写了两个字——“哈佛”。
写完之后停了一下，想了想，在“哈佛”旁边加了一个问号，又在问号后面写——“布莱恩·汤普森，分子遗传学。第一个。还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十个。牛津、剑桥、约翰·霍普金斯、斯坦福。”
他放下笔。走到窗前，看着远处那片被防波堤围起来的浅海区域。
李晨从工地东边走过来，推开集装箱办公室的门，手里又拎着两瓶矿泉水。
“布莱恩怎么说？”
“他说发定位给他，马上过来。叫我给他留个位置——什么位置都行，只要能碰这些数据。我说我们医学院连地基都没打，他说没关系。”
“第一个。”
“对，第一个。以后还会有很多。全世界最好的教授，排着队让我来挑选。不是求他们来，是他们求我来。不是靠经费，不是靠职称，是靠那些数据。九条老爷子说拳头产品，伊莎说拳头产品，现在我知道这个拳头产品有多硬了。”
拉赫曼举起手里的搪瓷缸，晃了晃里面的凉茶。
“它能让一个在哈佛干了二十年的终身教授，在波士顿国际机场对着电话喊，把空姐吓得不敢催他登机。它能让一个连工资都没谈的人，自己买机票飞到太平洋上一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岛。它能让一个花了十年没攻克的技术难题的科学家，在十分钟内决定放弃哈佛的终身教职。”
李晨把一瓶矿泉水拧开盖子递过去。
“你要用这些数据撬动什么？”
“撬动整个医学院的学科梯队。一个布莱恩能带一个分子遗传学团队来，那个团队里的副教授能带博士后，博士后能带博士生。以此类推，只要有几个像布莱恩这样的学科带头人，黎明大学医学院的师资力量可以在几年内赶超大部分百年老校。这不是靠经费堆出来的，是靠学术吸引力拉过来的，经费总有花完的一天，但学术吸引力的半衰期是以十年为单位的。”
拉赫曼把搪瓷缸放在窗台上，重新坐回桌前，拿起笔在便签纸上列了一串名字。
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研究方向。
“这些人是我在牛津、哈佛、东京大学认识的最顶尖的学者。有些跟我同窗，有些是我在学术会议上认识的，有些是我读过他们论文后主动联系过的。他们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，但有一个共同点——都在各自的领域里遇到了技术瓶颈，卡了十年以上的瓶颈。”
“名单上谁最难请？”
“最上面那个。他在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实验室是全球肿瘤免疫疗法的发源地之一，第一个发现pd-1/pd-L1通路的人。去年他公开说过一句话——‘我愿意用我的后半生换一份真正的肿瘤新抗原数据。’明天我给他打电话。”
拉赫曼把三份摘要整整齐齐叠好，放回牛皮纸文件袋里。
手指在文件袋上轻轻按了按，好像在确认里面的东西还在。
窗外压路机的闷响从地基南角传过来。老陈正指挥工人补填最后一批级配碎石。老刘叔数钢筋的声音隐隐约约飘进来，数到三百多了还在数，中间打了个喷嚏，又重新从第三百根开始数。
拉赫曼拿起手机，翻到一个很久没拨过的号码。
屏幕上显示的名字是“布莱恩·汤普森”——哈佛医学院分子遗传学教授。
拉赫曼在牛津做访问学者时的同窗，当年两人挤在实验室里跑pcR，半夜吃冷披萨喝咖啡，一起骂审稿人有眼无珠。
后来布莱恩留在哈佛一路升到终身教授，拉赫曼回了卡拉奇。两人每年圣诞互发邮件，但已经好几年没通过电话了。
电话响了很久，拉赫曼几乎以为要转语音信箱了。
那边突然接起来，背景音里有机场广播和行李箱滚轮的声音，一个女声正在用英语播报飞往波士顿的航班开始登机。
“拉赫曼？上帝，你那边现在是几点？我正要登机去波士顿。你知道我上次收到你邮件是什么时候吗？去年圣诞节。你发了一张在南太平洋工地上戴着安全帽的照片，我问你是不是转行当包工头了。你说差不多。现在包工头干得怎么样？学会开挖掘机了吗？”
“会开压路机。不会开挖掘机。”
“所以你找我什么事？我马上要登机了，飞波士顿开一个学术会议。你最好长话短说。是不是要找我借钱？我跟你说，哈佛的工资看着高，扣完税交完房贷再付完我女儿的学费，剩下的只够买咖啡。”
“布莱恩。你现在打开邮箱，看我发给你的东西。”
“现在？我马上要登机了，什么东西这么急？你不会又给我发工地照片吧？上次那张照片我给我女儿看了，她说这个包工头还挺帅，她还问我你是不是真的在南太平洋挖矿。”
“不是工地照片，你打开。”
话筒那边传来布莱恩一边翻包找平板一边抱怨的声音，拉链声、纸张翻动声、机场广播声混在一起。
“好吧好吧，我打开了……等等，这什么？造血干细胞基因修复？端粒酶缺陷综合征？你从哪里搞来的？等一下，我先看完……别挂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。
机场广播的声音还在继续，登机口最后一轮催促登机的铃声响了又停。
布莱恩没有说话，只有手指在平板上快速划过的声音，一页接一页。
安静持续了大约十分钟。
然后布莱恩的声音变了。不是刚才那种带着调侃的老同学语气，是哈佛医学院教授在评审国际顶尖期刊论文时才会用的语气——压低、加快、每个单词都咬得很清楚。
“拉赫曼。这东西你从哪来的？样本量很可观，长期随访数据很完整，安全性数据非常干净。不，不是干净，是完美，不良事件发生率零，重不良事件发生率也是零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这不是某个大学实验室能拿到的数据，也不是某个药厂能拿到的。基因编辑治疗的脱靶率是全世界所有实验室共同的天花板。哈佛的church团队被脱靶困住了至少五年，剑桥的bradley团队同期也没突破，我的实验室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砸了快十年。”
“你们的进展呢？”
“还在二期临床。你们这篇摘要里的编辑精度已经达到了碱基级别——连一个碱基的脱靶都没有。这不是论文，是圣经。是谁做的？哪个机构资助的？拉赫曼，你跟我说实话。”
“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“不能告诉你？你打电话给我就是给我看这个，然后说不能告诉你？你知道这上面的研究一旦公开意味着什么吗？诺贝尔奖直接颁奖——连评审都不用，全球基因治疗市场重新洗牌。Nature和Science的封面直接预定，接下来十年的医学教科书都要重写，你现在跟我说不能告诉你？”
“不能。因为技术来源要求保密。我能告诉你的是——这些技术已经在临床应用了。不是论文，不是实验室数据，是已经治好几百个病人的成熟治疗方案。”
布莱恩又沉默了。
背景音里传来空乘人员催他登机的声音，他用极其礼貌又极其冰冷的语气回了一句“稍等”。
那个空乘大概从没被乘客这么冷过，脚步声快速退开了。
“技术已经在临床应用了？你是说我在哈佛实验室里苦苦钻研了十年没能攻克的难题，别人已经做完了，而且在真实病人身上用得很好，安全又有效？我比你早发了几十篇论文，比你多拿了几千万美元经费，带了好几十个博士。现在你蹲在南太平洋一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荒岛上，戴个安全帽，给我看这个？”
“对。”
“拉赫曼，告诉我，你那个荒岛在哪里。”
“南岛国，南太平洋，黎明大学，我是校长。”
“校长？你不是包工头？”
“兼包工头。主教学楼的地基是我蹲在旁边看着挖的。你坐飞机到南岛国主岛，转渡轮到希望岛，码头下来走一段就到。到时候给你一顶安全帽，你来的时候最好穿旧一点的鞋，工地上泥多，踩一脚不好洗。我在牛津跟你同窗的时候，你那双皮鞋踩了实验室的试剂都要擦半天。”
“我不在乎泥。，我在乎的是这篇摘要里写的——免疫衰老标志物逆转率这么高，在我的知识范围内是目前所有公开研究中最顶级的水平。端粒长度恢复到同龄健康人群正常范围——这个结果如果可重复，意味着什么你清楚吗？”
“你说。”
“意味着所有跟衰老相关的慢性病——心血管、神经退行、免疫功能衰退——都可以通过这套方案推迟甚至逆转。这不是在治疗某一种病，是在改写人类寿命的时钟。你现在要我在电话里冷静？我现在就在波士顿国际机场，像个疯子一样对着电话喊。刚才那个空乘又来了，我对她说等一下，她不敢催我了——她大概以为我接到了死亡威胁。”
“布莱恩，我记得你上次在Nature medicine上发了一篇论文，讲的是端粒延长技术在早衰小鼠模型里的应用，引用率很高。”
“那篇论文？我的博士后做了好几年，牺牲了好几十只小鼠，才把端粒平均长度拉回了那么一点点。就那么一点点，Nature medicine直接给了封面，现在你给我看的这个东西——在真实病人身上，把端粒长度恢复到了健康同龄人水平，而且安全数据近乎完美。我的那篇论文跟这篇比，相当于一个刚学会用打火机的原始人，在参观Spacex的火箭发射。”
拉赫曼没有说话。
“你让我来，我得亲眼看看这些东西，你得给我留个位置。”
“你想来？”
“你把你那个荒岛的定位发给我！我马上订机票！我这边会议不参加了——什么狗屁会议，跟这个比都是浪费时间。我必须亲眼看到这些资料的原件，我知道你不能告诉我技术来源，我也不问。但你得给我一个位置——副院长、系主任、客座教授，哪怕是实验室里的博士后我也干，只要能让我碰这些数据。”
“你确定？”
“我刚才又看了一遍第三篇摘要——肿瘤新抗原特异性tcR-t细胞治疗复发难治性实体瘤，客观缓解率居然能达到这么高，我手上现在就有一个肝癌病人，所有化疗靶向免疫都试过了，全失败了。如果能让我回去告诉他——教授帮不了你了，但南太平洋有个岛可以——你等着，等我过去。”
“你飞过来要多久？”
“从波士顿飞斐济转机，大概一天多。你发定位给我，我现在就改签。我在哈佛干了二十年，从来没对一个地方这么急切过。当年斯坦福挖我，开出的条件比哈佛高一截——独立实验室、终身教职、科研经费翻倍，我当时也没这么急切。”
“现在呢？”
“现在你连工资待遇都没跟我说，我已经在查机票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你手里有全世界搞基因治疗的科学家最想要的东西。不是钱，不是职称，是数据。是别人拿了上千万经费做了好几年都拿不到的数据。”
“布莱恩，黎明大学医学院还在筹建阶段，主教学楼还没封顶，医学院大楼连地基都没打。你来的时候只能住集装箱宿舍，蚊子多，食堂的红薯干很硬，嚼得腮帮子酸，而且工资比不上哈佛。”
“但是？”
“但是你可以第一个碰那些数据——不是看摘要，是看原件。第二个是我。”
布莱恩那边传来手指敲键盘的声音。很快，机票改签成功的提示音响了。
“我现在就改签机票，集装箱宿舍没问题，蚊子多我自带蚊帐，红薯干再硬我泡水吃。你把定位发给我。”
拉赫曼挂了电话，把南岛国的定位发了过去。
手机屏幕暗下来，映出他自己那张被海风吹得黝黑的脸。他把手机放在牛皮纸文件袋旁边，摘下安全帽，用袖口擦了擦额头上的汗。
窗外的海风灌进来，把墙上那张校区规划效果图吹得哗哗响。效果图上医学院大楼的位置还是一片空白，只用虚线框了个轮廓。
拉赫曼拿起笔，在虚线框里写了两个字——“哈佛”。
写完之后停了一下，想了想，在“哈佛”旁边加了一个问号，又在问号后面写——“布莱恩·汤普森，分子遗传学。第一个。还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十个。牛津、剑桥、约翰·霍普金斯、斯坦福。”
他放下笔。走到窗前，看着远处那片被防波堤围起来的浅海区域。
李晨从工地东边走过来，推开集装箱办公室的门，手里又拎着两瓶矿泉水。
“布莱恩怎么说？”
“他说发定位给他，马上过来。叫我给他留个位置——什么位置都行，只要能碰这些数据。我说我们医学院连地基都没打，他说没关系。”
“第一个。”
“对，第一个。以后还会有很多。全世界最好的教授，排着队让我来挑选。不是求他们来，是他们求我来。不是靠经费，不是靠职称，是靠那些数据。九条老爷子说拳头产品，伊莎说拳头产品，现在我知道这个拳头产品有多硬了。”
拉赫曼举起手里的搪瓷缸，晃了晃里面的凉茶。
“它能让一个在哈佛干了二十年的终身教授，在波士顿国际机场对着电话喊，把空姐吓得不敢催他登机。它能让一个连工资都没谈的人，自己买机票飞到太平洋上一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岛。它能让一个花了十年没攻克的技术难题的科学家，在十分钟内决定放弃哈佛的终身教职。”
李晨把一瓶矿泉水拧开盖子递过去。
“你要用这些数据撬动什么？”
“撬动整个医学院的学科梯队。一个布莱恩能带一个分子遗传学团队来，那个团队里的副教授能带博士后，博士后能带博士生。以此类推，只要有几个像布莱恩这样的学科带头人，黎明大学医学院的师资力量可以在几年内赶超大部分百年老校。这不是靠经费堆出来的，是靠学术吸引力拉过来的，经费总有花完的一天，但学术吸引力的半衰期是以十年为单位的。”
拉赫曼把搪瓷缸放在窗台上，重新坐回桌前，拿起笔在便签纸上列了一串名字。
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研究方向。
“这些人是我在牛津、哈佛、东京大学认识的最顶尖的学者。有些跟我同窗，有些是我在学术会议上认识的，有些是我读过他们论文后主动联系过的。他们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，但有一个共同点——都在各自的领域里遇到了技术瓶颈，卡了十年以上的瓶颈。”
“名单上谁最难请？”
“最上面那个。他在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实验室是全球肿瘤免疫疗法的发源地之一，第一个发现pd-1/pd-L1通路的人。去年他公开说过一句话——‘我愿意用我的后半生换一份真正的肿瘤新抗原数据。’明天我给他打电话。”